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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恒俊、姜廷：父親姜椿芳的革命翻譯家與出版家之路
發(fā)布時間：2017-06-13 09:26 點擊：
我們的父親姜椿芳16歲時就隨奶奶從江蘇的常州到了東北的哈爾濱，找在那里打工的爺爺，為的是讓父親學會俄文，能在中東鐵路找到工作，能有個鐵飯碗。奶奶給他找了個白俄的僑民當老師，每天學習一個小時。但這位老師不會中國話，只會英語、用英語作解釋，父親僅靠小學時學的簡單的英文，聽俄文課，其難度可想而知。俄文連續(xù)不斷地學習了一年，程度還是很差，家中生活又極其困難，無力繼續(xù)學習。但必須靠這一點資本去找工作，幾經(jīng)周折后，在1930年初，經(jīng)朋友介紹，父親進了哈爾濱光華通訊社當翻譯。“硬譯”的工作使俄文水平被迫著提高通訊社每天要給全市發(fā)通訊稿，父親每天必須翻譯出一兩千字的新聞。俄文晚報一般下午3時左右出版，收到報紙立刻著手翻譯（還要先看一下哪些是中午早報上所沒有的消息，哪些消息是值得報道給中國讀者的）新聞必須抓緊時間，當天的報當天譯，時間有限制，傍晚7時截稿，經(jīng)過編輯審閱修改、刻蠟版、油印至晚上9時，分送到各報館去。一個俄語程度很低的人要在兩三個小時譯出兩千字左右的新聞稿，看得懂看不懂的都得趕快譯出，身邊沒有任何人可以請教，只能翻查字典。譯出來的新聞還要文字通順，第二天要見報的。畏難不干又不行，好容易才找到這個職業(yè)，生活逼著他必須硬著頭皮干下去，爺爺奶奶還靠著他呢。在種壓力下，父親每天過著煎熬的生活，看報查字典、深思苦想、選擇新聞，每天做著“硬譯”的工作。俄文水平被強迫著提高，這煎熬的譯報工作延續(xù)了近兩年，1931年底日軍攻入哈爾濱，光華社停辦，父親也失業(yè)了。這是父親在翻譯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他總結(jié)這段時間的經(jīng)驗是：“做任何事情，包括翻譯在內(nèi)，要能夠有所成就，必須有一個艱苦鉆研、努力堅持的過程。”將近兩年的譯報工作，在工作后期，父親已經(jīng)能夠比較愉快地勝任，而且翻譯的內(nèi)容又是多樣化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等各類新聞，使得他就有機會掌握比較廣泛的語匯。參加革命之初的翻譯與編輯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夜，父親參加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1932年初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擔任哈爾濱團市委宣傳部長，開始了革命生涯。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羅登賢找只有20歲的他，派他到英亞通訊社工作，英亞社是蘇聯(lián)塔斯社的化身，那是個絕對保密的工作。父親了解到組織的期待和地下斗爭的嚴酷，那時候，父親還要靠翻譯來維持全家的生活，白天做黨團的工作，下午到英亞社工作。那個時期，所有東北的消息，關于各地義勇軍和抗日部隊的消息，以及來自上海、天津的中國工人的斗爭、農(nóng)民運動、社會名流營救被捕共產(chǎn)黨人的消息，都是他通過英亞社這個渠道發(fā)送出去的。父親的足跡和黨的斗爭需要密不可分。在此同時，省團委又讓他負責主編《滿洲青年》（后改名《東北青年報》）。團省委機關就設在父親的家中。由于父親的出色工作，哈爾濱省黨委根據(jù)革命形勢的需要，調(diào)他到省黨委工作，父親家又成了省黨委機關。爺爺奶奶也充當了放哨員、交通員、送情報的工作。工作相當危險，但從來沒有出過任何差錯。為了斗爭的需要，這個革命家庭在哈爾濱搬了13次家。1933年，從南滿游擊隊到哈爾濱來開省黨委擴大會議的楊靖宇將軍在父親家住了一個多月，他們結(jié)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軍委負責人李兆麟、省委書記李實、組織部長何成湘經(jīng)常來父親家開會。省黨委又決定讓父親負責編輯黨報《滿洲紅旗》（后又改名為《東北人民報》）。他不分晝夜地工作著。父親在英亞社秘密工作了4年，國際知識擴大了，政治經(jīng)濟、馬列主義理論的術語也掌握得多了，更有機會接觸較多的蘇聯(lián)報刊和文學雜志，開始在文學翻譯上試筆，為今后的文學翻譯做準備。1936年春夏之間，他和金劍嘯合編的《大北畫刊》發(fā)表了高爾基病重的消息，因而被捕。在日本人的監(jiān)獄里，被上了老虎凳，他編造了假口供，在各方面的千方百計幫助下獲釋。同年7月，父親離開了戰(zhàn)斗8年多的哈爾濱，轉(zhuǎn)到了上海，開始了新的革命之路。“時代”的十年輝煌與“上俄”的籌辦父親到了上海之后，進入了專門放映蘇聯(lián)電影、專門經(jīng)營蘇聯(lián)電影發(fā)行業(yè)務的亞洲影片公司。他的工作是翻譯所以蘇聯(lián)影片的說明書和影片中的對白（作為字幕），因此有更多的機會觀看蘇聯(lián)影片和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影片，這使他是視野擴大到藝術領域。在上海這個中國當時的文化中心，特別是中國革命文學藝術的中心，父親認識幾乎所有的進步電影、戲劇藝術工作者，并且進一步擴大到文學、音樂等領域。1936年10月10日，父親還見到了魯迅先生（見《魯迅日記》），并邀請魯迅看電影，但萬萬沒有想到，一個星期后，魯迅先生去世了。在這個時期，地下黨組織分配給父親的工作是搞戲劇運動。他翻譯了蘇聯(lián)的《祖國進行曲》歌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yǎng)》《我的藝術生活》、果戈里的《賭棍》、丹青科的《往事點滴》、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等等，成為專門的戲劇翻譯家。在“孤島”時期，當?shù)乃袌罂急黄韧？�，急需另辟宣傳陣地，地下黨組織把這一艱巨的任務派給父親這個懂俄文的人，他去設在租借地的塔斯社找負責人聯(lián)系，商量辦一份中文日報，但這個日報沒有辦成，卻同意辦了一份《時代周刊》，1941年8月20日創(chuàng)刊，以后發(fā)展成時代出版社，1942年又增出了《時代日報》，團結(jié)了一大批俄文翻譯工作者，父親又逐漸變成了文學翻譯家。1942年，父親只有30歲，而其工作面之廣卻是驚人的！他做新聞工作、電影宣傳工作、編輯工作、戲劇工作、出版工作、統(tǒng)戰(zhàn)工作、翻譯工作。父親在工作上異常認真，抓得很緊，不放棄任何可以為黨和人民工作的機會。令人感動的是，他在任何一項工作中都做得那么深入，那么出色，那么令人念念不忘。父親是社長、總編輯，還要負責一般性組織管理工作，社會活動也特別多，不得不給自己分配一些隨時拿得起、放得下的工作。詩歌、劇本、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這些都是選擇翻譯的對象。隨后，父親又翻譯了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吉洪諾夫的《列寧格勒的故事》、肖洛霍夫的《他們?yōu)樽鎳鴳?zhàn)》沒有譯完，因原作也未寫完，普希金的劇本《鮑里斯・戈都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高爾基的《小市民》《索莫夫及其他》（解放后又譯了高爾基的劇本《敵人》《怪人》《小孩子》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肥缺》、西蒙諾夫的《俄羅斯問題》等等。父親經(jīng)歷了時代出版社3個不尋常的時期：英美當局統(tǒng)治的租借時期（“孤島”時期）、日偽統(tǒng)治時期、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前后8年之久。1949年解放后又持續(xù)了3年，父親在這里工作長達10多年，他的翻譯之路是從事文學、戲劇工作，黨組織委任他為地下黨的文委書記。父親在那三個不尋常的歷史時期，也在別的報刊上發(fā)表譯文和文章，多了老用一個和幾個筆名容易被敵人發(fā)現(xiàn)，于是經(jīng)常換筆名，總共用了上百個筆名。正是靠了眾多的筆名，不用本名，始終不求出名，做無名小卒，所以才能在租界、日偽、國民黨3個“朝代”活了下來。在“時代”工作期間，他和宋慶齡有比較多的交往，宋慶齡辦的《兒童時代》得到時代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時代出版社也得到宋慶齡多方面關照。《時代日報》的宣傳鼓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嫉恨。1948年6月3日，由淞滬警備司令部下令《時代日報》�？�，要對我父親下毒手，用汽車將之撞死，敵人內(nèi)部我地工人員火速將這一情報送出，黨組織讓父親立即離開上海，到香港化名草帽商魏晉卿，穿了一身最好的西服、戴上墨鏡，像是為很有身份的商人，母親也打扮得很漂亮到機場送行。在父親通過關口檢查時，她也被嚇得提心吊膽，因為有家屬送行，國民黨檢查人員才相信父親是做生意的。父親到了香港后，立即同夏衍等同志聯(lián)系，潘漢年向他布置了工作。在香港只停留了十幾天，隨著形勢的發(fā)展，黨中央讓他們立即從香港回到北京。在北京的北京飯店，周恩來接見了他們，說：“你們這些老上海要協(xié)助陳毅同志去接管上海。”于是，父親同潘漢年、夏衍、許滌新等人一行又回到上海。父親第一次穿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裝，從前用筆作為武器的他，腰間的皮帶上別上了手槍，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暢快。他只有一個想法，邁開大步，全身心投入到新上海的建設事業(yè)中去。新中國建立后不久，父親接受新任務，原來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在陳毅市長的倡議下，要創(chuàng)辦一所培養(yǎng)俄語人才的高等學校，委任當時擔任時代出版社社長的父親負責籌建工作。市委副書記劉曉告訴他，要盡快成立，要用速成的方法培訓，解決新中國成立后急需外語人才的問題。父親的身上又多了一副擔子，他欣然領命，去白手起家創(chuàng)辦新中國第一所俄文學校。組織上決定籌辦的俄文學校，不是以黨和政府的名義招生，而以姜椿芳個人的名義登報招生。多少年來一直隱姓埋名的他，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公開自己的真名實姓。為搶時間，招生考試工作同步進行。生源按不同水平分初、中、高三級招生，學校正式定名為上海俄文學校（簡稱“上俄”）。雖然上俄是以姜椿芳的名義辦的，但這是黨領導的一所培養(yǎng)外語干部的學校，不收學費、管吃管住、負責畢業(yè)分配。這樣的好待遇受到求學青年的歡迎，第一次考試結(jié)果，就錄取了近400人。這么多人到哪里去上課、哪里去住宿？學校還缺乏師資，也沒有教材，一切都從零開始。父親深信有上級領導、有師生的熱情，正像他翻譯的《列寧在十月》影片中對白所說的：“糧食會有的，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上俄從籌辦到開學，僅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父親用自己編寫的、署名為賀青的《俄文讀本》作為教材，為學生打好俄文基礎。上海市政府陳毅市長全力支持父親的工作，對他說：“有困難就找我。”又讓他的夫人張茜到上俄做班主任。陳毅市長說，“辦學不要小手小腳，要招1000個學生。”第二期就擴大了招生，還增加了英語班。劉伯承非常關心上俄，從南京到上海參觀上俄，他征得我父親同意后，把學習了半年的俄文班調(diào)到南京充實軍校。1956年“上俄”更名為上海外國語學院，后又更名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創(chuàng)業(yè)者的開拓和奉獻功不可沒。從中央編譯局到中國大百科全書1951年冬天，中共中央組織部調(diào)父親到北京，任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主任。朱德總司令代表黨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設宴，歡迎他們這些從外地調(diào)到中央工作的同志們。父親從此又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工作領域。1953年，黨中央為了集中翻譯馬克思、列寧的經(jīng)典著作，決定把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并一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由師哲任局長，陳昌浩、姜椿芳任副局長。父親負責《斯大林全集》和《列寧全集》的定稿工作。他還經(jīng)常被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點名做俄文的口頭翻譯，他每天有永遠做不完的工作，也從來沒有節(jié)假日，編譯局的同事們把他比作沙漠中負重跋涉的“駱駝”。1958年底，他又被委任為國務院對外文化聯(lián)絡委員會副主任。1960年，父親負責把《毛澤東選集》、劉少奇的《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翻譯出來，他具體從事中譯俄的工作。在這之前，黨中央制定他為黨和國家重要文件、文章翻譯定稿五人小組成員之一。如一論、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他作為常任代表多次參加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國際會議。父親一生中接受黨的委派所擔任的工作，大都是要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進行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或者是需要創(chuàng)造性地繼承前人已有建樹的事業(yè)。憑著他的政治修養(yǎng)、聰明才智和堅韌不拔、再艱巨的任務，他都能出色完成。然而，像他這樣一位為革命事業(yè)出生入死，做出卓著功勛的杰出人物，也逃不過“文化大革命”這一浩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監(jiān)禁，在秦城監(jiān)獄被關押了近7年之久。在單身牢房里，身心受盡折磨，雙目幾乎失明，但他的精神始終堅強不屈，他忍受著苦難，心里卻思考一個問題，中國怎么會發(fā)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他得出一個結(jié)論，這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響，不能抵制這一場浩劫。因此必須千方百計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增加知識，了解世界形勢，認清歷史發(fā)展趨向。他認為出版一部中國大百科全書是當務之急，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能沒有一部大百科全書。1975年4月19日，在周恩來、鄧小平的關懷下，父親終于出獄了。打倒“四人幫”后，他不顧虛弱的身軀，到處宣傳他的百科計劃，并給中央打報告，提出宏偉計劃，不久便得到中央的批準。他及時匯集各方精英，研討編輯計劃，擬定各卷主編、編委會成員名單。1982年由國務院總理頒發(fā)聘書，任命他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編輯。這份聘書說明中央對編撰、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重視，也表示對他勝任這一偉大文化工程的肯定。父親知道自己身體很不好，抓緊每分每秒拼著老命工作著。他的生命已和百科全書的事業(yè)連在了一起。這部巨著共收有77859個條目，1.3億字，涵蓋了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文化教育、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在內(nèi)的66個學科以及知識門類，匯集了當代中國和世界最新的科學文化成果，參加編撰者有兩萬多人，囊括了各學科一流的專家學者。這部巨著讓世界矚目，人們看到這部書時，都會想起一個名字――姜椿芳，無疑，我們的父親當之無愧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奠基人。他也因此被人們稱為“中國現(xiàn)代百科全書之父”！Unitrans世聯(lián)翻譯公司在您身邊,離您近的翻譯公司,心貼心的專業(yè)服務,專業(yè)的全球語言翻譯與信息解決方案供應商,專業(yè)翻譯機構品牌。無論在本地,國內(nèi)還是海外,我們的專業(yè)、星級體貼服務，為您的事業(yè)加速！世聯(lián)翻譯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交往城市設有翻譯基地，業(yè)務覆蓋全國城市。每天有近百萬字節(jié)的信息和貿(mào)易通過世聯(lián)走向全球！積累了大量政商用戶數(shù)據(jù)，翻譯人才庫數(shù)據(jù)，多語種語料庫大數(shù)據(jù)。世聯(lián)品牌和服務品質(zhì)已得到政務防務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大中型企業(yè)等近萬用戶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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